1978年，中国正处在历史的关键转折点。十年动乱刚刚结束，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百废待兴，整个国家都在摸索着寻找发展出路。当时，国内工业基础薄弱，技术落后，物资匮乏，人们的生产生活条件十分艰苦，而与此同时，西方发达国家经过二战后的几十年发展，已经实现了高度工业化和现代化，经济实力、科技水平都达到了新的高度。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打破封闭、走向世界，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成为中国摆脱落后、实现发展的必然选择。
就在这一年的5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肩负着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重托，带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远赴欧洲访问。这不是一次普通的外交访问，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向西方国家派出的第一个国家级政府经济代表团，承载着探索中国经济发展道路、学习西方先进经验、寻求国际合作的重要使命。代表团阵容十分强大，成员包括轻工部部长杨波、水电部部长钱正英、农业部部长张根生、国家计委副主任王全国等30多位高级官员，涵盖了工业、农业、水电、计划等多个关键领域，足以看出国家对这次访问的高度重视。
谷牧当时分管对外经济工作，有着丰富的外交和经济工作经验，党中央之所以选派他带队，就是希望他能凭借自己的能力，全面了解西欧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为中国的经济建设寻找突破口。出发之前，中央明确指示代表团，要放下身段、认真学习，重点考察西欧国家的工业生产、科技水平、管理模式，同时探索与西欧国家开展经济合作的可能性，为中国后续的发展积累经验、争取支持。
谷牧
代表团的飞机降落在巴黎戴高乐机场时，法国总理巴尔已经等候在停机坪。按照国际交往对等原则，谷牧作为副总理，本应由法国副总理接待，但巴尔亲自迎接并明确表示：“谷牧是代表华国锋总理来的，要按照总理的标准接待。”欢迎仪式上，法国仪仗队整齐列队，军乐队奏响两国国歌。谷牧在巴尔陪同下检阅仪仗队，这是中国领导人首次在西欧国家受到如此高规格的礼遇。
代表团在法国的行程安排得满满当当。5月5日，谷牧在法国工业部国务秘书让·皮埃尔·普鲁托陪同下，参观了马赛以西55公里的福斯钢铁联合企业。这家年产350万吨钢的现代化钢厂，职工只有7000人。而当时中国武汉钢铁公司年产230万吨钢，却需要67000名职工，效率相差14.5倍！
更让谷牧印象深刻的是在法国看到的一座低水头水电站，全部用电子计算机控制，节假日没有工人上班，照样运行发电。谷牧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联想到国内的经济技术水平，差距太大，很有咄咄逼人的紧迫感。”
谷牧（左）
5月下旬，代表团结束了在法国的访问，前往联邦德国。当时的联邦德国，是西欧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工业基础雄厚，科技水平先进，在机械制造、煤炭开采、化工等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代表团在这里受到的接待规格，同样超出了预期，联邦德国各级政府和企业都对代表团表现出了极高的热情，主动介绍本国的经济发展经验，积极寻求与中国的合作。
在黑森州访问时，该州副州长见到谷牧一行后，直接表示愿意为中国提供200亿美元资金，存入中国银行供中国自由使用，支持中国的经济建设。这一表态，让代表团成员们十分意外，也感受到了联邦德国与中国合作的诚意。而在北威州州长举行的欢迎宴会上，州长更是热情地表示：“如果你们要用50亿美元，可以马上定下来；要用200亿美元，宴会后谈判一小时就可以签字。”
虽然州长的这番话带有一定的外交幽默成分，其中也蕴含着联邦德国急于寻找投资出路的意愿，但谷牧敏锐地意识到，这背后反映出的是西欧国家的共同需求——当时西欧国家资本过剩，大量资金闲置，正在急切地为资金寻找稳定的出路，而中国有着庞大的市场和广阔的发展空间，对他们极具吸引力。这也让谷牧看到了中国与西欧国家开展经济合作的巨大潜力，为后续中国引进外资、开展国际合作埋下了伏笔。
6月5日，谷牧一行前往莱茵河地区最大的褐煤矿——福图那—加斯多夫露天煤矿参观。这座露天煤矿的生产规模和效率，再次让代表团成员目瞪口呆。据煤矿负责人介绍，这座煤矿年产褐煤5000万吨，而整个煤矿的职工只有2000人，人均年产煤量达到2.5万吨。而当时中国生产相同数量的煤炭，需要16万名工人，人均年产煤量只有312.5吨，两者相差近80倍。
在煤矿现场，代表团成员们看到了一台70米高的轮斗式挖掘机，这个庞然大物堪比十几层高楼，每天能挖掘40万吨矿岩量，而操作这台巨型设备，只需要5个操作工。这样的生产效率，在当时的中国是无法想象的——中国当时的煤矿开采，大多依靠人工挖掘，不仅劳动强度大，效率还极低，一台普通的挖掘机，往往需要十几甚至几十名工人配合才能正常运行。
除了工业领域，代表团还参观了西欧国家的农场、港口、大学和科研单位。在农场，他们看到西欧国家的农业已经实现了机械化、规模化生产，大型农业机械在田间作业，效率极高，一个农场主就能管理上千亩土地，粮食产量也远超中国；在港口，大型集装箱码头自动化运转，货物装卸高效便捷，而当时中国的港口，大多依靠人工装卸，效率低下，还容易出现货物损坏的情况；在大学和科研单位，他们看到西欧国家重视科技研发，拥有先进的科研设备和高素质的科研人才，科技成果转化速度快，而中国的科研水平还相对落后，科研成果难以快速应用到生产中。
代表团中的30多人，不少人是第一次出国，途中发生了一些在今天看来颇为有趣的小插曲。李灏后来回忆说，代表团中有一位成员不敢吃冰淇淋，大家问他为什么，他说怕冷，有人说：“那你可以把它加热了再吃嘛！”回忆起这段往事，李灏自己先笑开了。
虽然有些小插曲，但整个考察过程严肃而高效，代表团白天参观考察，晚上开会讨论，整理资料。谷牧对代表团成员说：“国家花了外汇，我们应当尽量多看些，多学些。”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代表团“马不停蹄”，紧紧张张，共访问了5个国家的15个城市，参观了80多个工厂、矿山、港口、农场、大学和科研单位。
6月6日，代表团结束了为期36天的考察，顺利返回北京。刚一回国，谷牧就立刻投入到考察报告的撰写工作中。他结合代表团的考察情况，结合国内的经济发展实际，经过反复修改、完善，撰写了一份详细的《关于访问欧洲五国的情况报告》，提交给中央。
在这份报告中，谷牧提出了一个在当时被认为“石破天惊”的结论：“我们现在达到的经济技术水平，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比较，差距还很大，大体上落后20年，从按人口平均的生产水平讲，差距就更大。我们一定要迎头赶上，改变这种落后状况。”
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这样的结论需要极大的勇气。长期以来，中国在经济发展上一直强调“自力更生”，很少公开承认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而谷牧的这份报告，直面差距、不回避问题，不仅让中央领导层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也为中国后续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不久以后，谷牧受中央委托，向中央政治局专题汇报了此次访问欧洲五国的情况。他详细介绍了代表团的考察过程、西欧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以及中国与西方的差距，同时提出了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引进外资、开展国际合作的建议。他的发言，在中央领导层引起了强烈反响。
叶剑英元帅听完汇报后，深有感触地表示：“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是一面镜子，出国考察，就是照镜子，通过照镜子，看清我们自己的问题，找到我们的差距，才能更好地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加快我们的发展步伐。”聂荣臻元帅和李先念副总理也明确表示支持谷牧的意见，认为“该是下决心采取措施实行的时候了”，不能再固步自封、墨守成规，必须打开国门，大胆学习、大胆引进。
6月底，邓小平专门约谷牧谈话，详细听取了他关于出访欧洲五国的情况汇报。邓小平始终认真倾听，时不时提出问题，深入了解西欧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外资利用情况和先进技术水平。在听完谷牧的详细汇报后，邓小平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作出了明确指示：“引进这件事要做，下决心向外国借点钱搞建设，要抓紧时间。”
邓小平的这番指示，打破了长期以来中国“不向外国借钱、不依赖外资”的思想禁锢，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在当时，向外国借钱搞建设，是一件需要极大勇气的事情，很多人对此存在顾虑，担心会受到外国的控制，担心会背上沉重的债务。但邓小平高瞻远瞩，他清楚地认识到，在当时的情况下，单纯依靠中国自身的力量，很难快速摆脱落后局面，引进外资、学习先进技术，是加快中国经济发展的捷径。
邓小平和谷牧
事实上，谷牧的西欧考察，并不是当时中国唯一的对外考察活动。在同一时期，中央还派出了港澳考察团、罗马尼亚与南斯拉夫考察团，分别前往港澳地区和社会主义国家考察。港澳考察团重点考察了港澳地区的经济发展模式、资金运作方式，为中国引进港澳资金、学习市场经济经验提供了参考；罗马尼亚与南斯拉夫考察团则重点考察了这两个国家计划与市场并行的经济体制，为中国探索适合自身的经济发展道路提供了借鉴。
谷牧带领的西欧考察团提交的报告，与这两个考察团的报告一起，形成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发展政策思路的雏形——学西欧的科技，引港澳的资金，参考南斯拉夫计划与市场并行的经济体制。这三份报告，为中国打开国门、实行改革开放提供了重要的决策参考，也为后续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谷牧西欧考察的推动下，中国开始逐步打开国门，主动加强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合作，积极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中国正式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而谷牧作为改革开放的重要推动者之一，始终坚守在对外经济工作的岗位上，积极推动中国与世界各国的经济合作，为中国的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参考资料
1.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谷牧同志生平[EB/OL]. 人民网
2. 《谷牧回忆录》编写组. 谷牧回忆录[M].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年版.
3.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中国改革开放史[M].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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